彭荆风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有余了，我的眼前却经常浮现着他那刚毅坚柔的面容，甚至有时仿佛还能听见他掷地有声铿锵谈笑。当年他是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，我在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任职，每年我们都参加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创作会议，总结交流各自单位文学创作情况，互相学习。我的手头至今不仅保留着他写给我的信，还有数十份他寄给我的《新民晚报》 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这份报纸是给我和彭老传递友谊的桥梁。

从1999年2月开始至今，我在《新民晚报》发表了170余篇散文，巧遇，彭老的作品时不时竟然和我的散文出现于同一天的晚报上。我们都喜爱老报人赵超构创办的这份晚报。有一天，我意外地收到了彭老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件，拆开，全是刊登我散文的《新民晚报》 。此后，每隔三两个月，我总能收到他寄的刊登我散文的《新民晚报》 。我发现我的散文他是认真读了的，上面总会有他用笔划的杠杠。比如， 2005年12月5日的晚报刊登了我的散文《阳光捅开冬日的窗》 ，他在文眉处写下这样的话：“黑笔标注处是我认为精彩处。 ”仅举一例划杠杠的文字：“长得很靓的藏族姑娘迎客。她身穿嵌着花边的黑绒藏袍，露出的右臂是白花绿底的衬衫，长筒藏靴很紧凑地拉长了她的个头。 ”我回读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，推测着彭老为什么会喜欢，力争在以后的作品里多写下这样有表现力的文字。

2010年是彭老文学创作历史上又一个放射出灿烂光华的、值得永久纪念的岁月。他的文学力量和人格力量在他人生晚年再次喷发出了新的光彩。经过数年的潜心写作， 5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《解放大西南》问世。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，这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。他在作品里选择了以1949年新旧交替的大西南战场为主线，把它放在整个中国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，揭示了国民党军队衰亡和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必然性。我得到彭老的赠书后，立即回赠了我刚出版的散文集《藏地兵书》 。说来，巧遇，双喜临门。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比中，他的《解放大西南》 ，我的《藏地兵书》 ，都有幸获奖。在鲁迅故乡绍兴举行颁奖会的三天时间里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。彭老年事高，由女儿彭鸽子陪着。除了开大会我们都是在一起畅谈生活，交流创作。记忆很深的是，我问起了他的小说名篇《驿路梨花》的创作前后情况，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。这篇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哀牢山哈尼族山寨，表现了一群少数民族孩子对新生活的热爱，向往，尤其对解放军的深厚感情。散文在“文革”后不久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，至今仍保留着。彭老说：“早在1952年，我曾经随部队在澜沧江大黑山剿匪，我们为那里的孩子们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所学校。我不会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。在经历了十年‘文化大革命’的苦难，特别是我没有判刑却在云南5个监狱中关押了七年，饱受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折磨之苦后，情不自禁地想抒发我对以往在云南边地与朴实、纯洁的少数民族诚挚相处时的抹不掉的思念，对美好未来的呼唤！ ”欧艺

《驿路梨花》是彭老从战火及和平日子里哈尼族百姓日常生活中，切身感受与快乐体验到的文字资源，他自然会终生不忘。

许多有了一把年纪的人，都喜欢看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芦笙恋歌》 ，尤其喜欢它的插曲《婚誓》 ：

阿哥阿妹的情意长，

好像那流水日夜响；

流水也会有时尽，

阿哥永远在我身旁。

阿哥阿妹的情意深，

好像那芭蕉一条根；

阿哥好比芭蕉叶，

阿妹就是芭蕉心。

……

银幕上，那对拉祜族男女青年，随着他们吹奏的情歌韵调有节奏地摇摆着身子，实在美得沉醉人心！ 《芦笙恋歌》是彭老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，这支插曲浸渗着彭老的心血。那年，我到西双版纳参加一个笔会，在昆明拜访彭老，他一提起《芦笙恋歌》首先讲的就是这支插曲：“那是1956年，大概是夏天，作曲家雷振邦来云南为《芦笙恋歌》配曲，我对他说，拉祜族人的音乐是很特别的，像他们的风俗一样，张口一吐字就是他们自己的，腔调、表情和口型张开的姿态，都是只有他们民族才这样。接着我特地找了几个当地土生土长的歌手给他唱了几支歌，他听了直点头。之后，振邦又跑了几个地方去采风，最终创作出了深受大家喜爱的《婚誓》 。这支插曲的诞生说明，作家、艺术家一定要低下头沉进生活的最底层去，广泛吸取文学营养，特别要吸取原始的文学资源。丰富的生活内涵可以让不同的作家得到各自需要的创作感受，这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感受！ ”

话题回到那年在绍兴参加颁奖时，彭老讲了不少关于创作的体会，记得他多次提到郑板桥，尤其欣赏他的那句名言：“画到生时是熟时。 ”生怎么会是熟呢？从熟到生，再从生到熟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创作境界。彭老是在说，好的作品的产生恰恰不是在某种技巧的成熟状态，而是不满足于已经在手的技巧，进行新的求索和创新。复杂容易，简单难。简单是一种美学，发现简单是需要艺术品行的。彭老的作品，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，之所以美妙，就在于他的作品是深入浅出的。是简单的，但又是丰富的。